王向远 | “译文不在场”的翻译文学史——“译文学”意识的缺失与中国翻译文学史著作的缺憾 | 自由微信

王向远 2018-05-25

【作者简介】

王向远 (1962-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17度入选)，北京师范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华学术外译两部著作的入选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发文240余篇，出版著作20余部计600余万字，译作10余部计350余万字。结集有《王向远著作集》全10卷(2007)、《王向远教授学术论文选集》全10卷(2017繁体字版)。

王向远教授

“译文不在场”的翻译文学史——“译文学”意识的缺失与中国翻译文学史著作的缺憾

（本文发表在《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第65-71页。经作者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摘　要：中国的翻译研究没有像西方翻译学那样经历过语言学派翻译学的长期浸润与洗礼，近年来又受到西方“文化翻译”思潮的冲击，以及视翻译文学为文化交流之媒介的“译介学＂理论的影响，与此相关，中国翻译文学史著作普遍缺乏对译文文本的观照、批评与研究，存在着“译文学”意识严重缺乏、“译文不在场”的情况，把“翻译文学史”写成了叙述翻译史外部史实的“文学翻译史”，或强调翻译文学文化功用的大而化之的“翻译文化史”，与理应建立在具体细致的译文批评基础上的真正的“翻译文学史”尚有相当的距离。“翻译文学史”首先应该是“文学史”，其次是“翻译史”，最后才是“文化史”。“文化史”只是其外围的、背景的叙述。今后“翻译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应强化“译文学”意识，改变“译文不在场”的状况，把微观的译文分析与宏观的文学史视域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写出真正的翻译文学史。

—、译文不在场的“翻译文学史”

以陈玉刚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的公开出版为标志，中国的文学史撰写出现了一个新的类型——“翻译文学史”。作为学术范畴的“翻译文学”及“翻译文学史”也在稍后逐渐确立起来。《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作为国内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中国翻译文学史著作，在选题上具有开拓意义，开阔了文学史的视野与范围。特别是在人们对“翻译文学”的认识普遍淡漠的时候，拈出“翻译文学”这个概念，不仅有文学史撰写上的意义，也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翻译文学”概念有助于强化人们的这一观念，即把译作也视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再创作的文学样式，而不仅仅是原作的简单转换和复制。同时，它有助于人们意识到翻译家也是创作家，而不单单是模仿者，意识到中国文学史不仅仅是作家创作的历史，也是翻译家再创作的‘‘翻译文学”的历史。正因如此，当《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出版后，仅是书名与选题，便令读者耳目一新。但是，这部著作的出现又不免令人感觉有点突然，因为当时学界对“翻译文学”的理论探讨与学术研究还远未展开。照例说，要等翻译文学个案的、具体的研究达到一定程度、有了一定积累后，才可能写出“翻译文学史”。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翻译文学史稿》的出现有些超前。在写法上，它实为“文学翻译史”基本上沿袭以往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的时代分期和章节布局，以重要的翻译家为基本单元，介绍、评述了翻译家的生平及翻译活动的贡献，以此构成全书的主要内容。作者称之为“史稿”，既是谦辞，也如实表明它并非成熟的作品。

“翻译文学”是《中国翻译文学史稿》的第一关键词，在书中被反复使用，但在“绪论”等关键节点上，该词却未有任何界定。或许在当时的编写者看来，“翻译文学”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词组，因而无需界定，也无需解释。然而，任何概念、范畴，都有其特殊的内涵和外延，我们既要明确界定其内涵，又要对其外延作出说明，特别是要说清它与其他相关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就“翻译文学史”这个概念而言，要明确其含义，至少应涉及对“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翻译史”与“文学史”这几个概念的区分与厘定。否则，对“翻译文学史”究竟该怎么写，就很可能没有明确的理论自觉。

现在看来，我们对“翻译文学史”概念，大致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翻译文学史”主要是作为一种“文学史”，而不是作为“翻译史”来写的，因而叫做“翻译文学史”，意即“翻译的文学史”；第二，如果是作为“翻译史”来撰写的，那就是“文学翻译史”，亦即“文学方面的翻译史”，与其他方面的翻译史，如科技翻译史、宗教经典翻译史、学术翻译史、口译史等，有所区分。

若从这一理解和分别来看，作为开拓性的著作，《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对“翻译文学”及“翻译文学史”的认识还不到位。编写者主要是将这本书作为“文学史”来撰写的，而对“翻译文学史”与“翻译”、“翻译史”、“文学翻译史”的特性还缺乏认识和把握。从写作主体来看，无论是主编，还是执笔撰稿人，都是从事中国文学特别是近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而并非是从事翻译研究或翻译史研究的，因而所要撰写、所能撰写的，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学史”，而不是落实在“翻译”上的“翻译史”。作为“文学史”，按照一般的文学史惯例，应包含三个基本环节：一是时代背景的交代，二是作家生平创作经历的描述，三是作品文本的分析批评。按照这三个环节衡量《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可以看出，它在前两个环节上做得很充分，对翻译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对翻译家的生平、翻译活动及翻译思想主张的评述，几乎构成了全书的所有内容。然而，作品，即“译作”这一环节，却被严重地忽略了。例如，八个分别论述梁启超、严复、林纾、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瞿秋白等翻译家的章节，并没有对这些翻译家的某一代表性译作进行“文学”、“翻译学”或“翻译史”层面上的译文文本批评。至于其他各章中涉及的翻译家，因为文字篇幅有限，更没有译文批评。这样一来，整个《中国翻译文学史稿》的重点就放在了中国文学翻译的时代背景、翻译家外部活动的记载与评述上，而对“译文”缺乏观照，多数情况下语焉不详。

几年后，谢天振撰文肯定了这部著作的贡献，也指出了其中的问题：

综观“史稿”全书，在这部标明为“中国翻译文学史稿”的著作里，却没能让读者在其中看到“翻译文学”，这里指的是翻译文学作品和翻译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形象以及对它们的分析和评述；没能让读者看到披上了中国外衣的外国作家，即译介到中国来的外国作家，而从译介学的观点来看，他们应该和中国的翻译家一起构成中国翻译文学的创作主体；书里也没能让读者看到对翻译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的分析和评论……那么，这样一部著作更确切地说，是一部“文学翻译史”，而不是“翻译文学史”。①

虽然谢天振没有进一步界定和阐述“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的异同，但已经为我们提出了这两种不同的类型，这对此后理论概念的辨析与文学史的撰写都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不过，还需补充说明的是：《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与其说属于“文学翻译史”，不如说是以文学翻译家的背景、思想与翻译活动为中心的“文学史”，而不是“翻译史”。因为“翻译史”的重点应是语言的转换、文本的转换，是对“翻译”的外部环境（社会历史背景、读者期待）和内部机制（文本的语言学层面的转换、译本的美学层面上的生成）及其发展演化规律的解释和评析。而恰恰是这一点，《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作为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同类书是没有做到的。它作为“文学史”书，缺乏的是文本分析；作为“翻译史”书，缺乏的是译文文本的分析。总之，是“译文不在场”。

在《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出版近20年后，以天津师范大学孟昭毅为首的近20人的团队，对《中国翻译文学史稿》“重新修订编写”②，去掉“史稿”的“稿”字，在其基础上出版了《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并在时段内容上加以扩写充实，把原书到1966年为止的内容，增补到2003年，还补充了港台的翻译文学，形成了从晚清到当下的完整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叙述，这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作为“翻译文学史”，“译文不在场”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全书“绪论”的第一部分《中国翻译文学的本体认知》，有一节文字表达了本书作者对“翻译文学”的认识：

本书着重探讨的是以汉语笔译外国文学的历史轨迹。近年来……学者对于翻译史、翻译理论、翻译家以及译本的研究，已经形成译介学的新学科。翻译文学作为其中的热点之一，突出研究两种语言文字表达的同一部文学作品的深层关系有哪些不同，翻译家在译介过程中进行哪些文化选择，社会文化对文学翻译的制约，以及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等等。③

看来，作者是把“翻译文学”作为“译介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理解的。这样的理解与其实际写作情况相一致。以上引文中提到的“译介学”，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由谢天振等学者较早在比较文学的语境下提出的，得到了比较文学界的共鸣和呼应。“译介学”从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的媒介学”一词中转化而来，因为文学交流的“媒介”除了“翻译”之外，还有文学人员之间的跨国交流，原版书刊出口、进口及跨境阅读，电影电视的视觉媒体等，站在比较文学的立场上，把“文学翻译”从这些媒介中剥离出来，就成为“译介学”。换言之，“译介学”研究文学翻译是如何承担文化交流中介的，它与1990年代西方翻译界方兴未艾的所谓“文化翻译”思潮具有深刻的联系。“文化翻译”从“文化”角度研究翻译，是翻译研究摆脱传统的语言学束缚，进人文化研究大舞台的一种学术追求和研究策略。在受“文化翻译”影响而形成的“译介学”视域下，“翻译文学史”研究实际上必然是“翻译文化史”的研究。当然，“翻译文化”并不排斥“翻译文学”，而是可以将之包含在内，但在“翻译文化”的语境中，“翻译文学”是从属于“翻译文化”的，“文学”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学本位或文学本体难以突显，因此，“翻译文学史”往往就写成了“翻译文化史”，而在写作的过程中，往往导致“译文不在场”。

就北大版《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具体内容而言，“译文不在场”的问题虽比此前的“史稿”有所改善，但总体上看仍然存在。与《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一样，北大版《中国翻译文学史》也以翻译家的翻译活动为中心，对“翻译文学史”而言，这是必须的。以“翻译家”为中心，也与“以作家为中心”的普通文学史的写法、要求相对应。但是，一般文学史谈“作家”，实际上是围绕“作品”来谈的。作家之所以是作家，是因为他有作品，对作家的介绍和评述，始终都要落实在“作品”上，“作品”才是真正的中心。这也是“文学史”著作与一般历史著作的根本不同。一般历史只记录评述人物及其事件，但文学史的写作必须有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判断，甚至有些文学史主要是由系统的文本批评构成。换言之，文学史必须有文本批评，而且文本批评应是文学史的核心和基础。同样，作为文学史的一种，“翻译文学史”也必须以文本批评为基础。翻译文学史要面对和处理的文本，就是“译本”，因此，翻译文学史必须以译本的分析批评为基础。

从这个层面来看，北大版《中国翻译文学史》固然注重了翻译家，但多是对翻译家生平及翻译活动的外部描述，侧重介绍翻译家如何走上翻译之路、如何成为翻译家、翻译了什么作品、出版的情况如何，有时也涉及社会影响与反响。而对译本，最多只是引述一段文字，作几句表层的印象式的评论而已。“绪论”中所说的“突出研究两种语言文字表达的同一部文学作品的深层关系有哪些不同”，这一写作意图似乎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落实。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要对译文作深入评析，为此，就要深入到语言学层面，作语言学上的对错评价，以及文学上的审美评价。说到底，由于“译文的不在场”，或译文在场的情况不多，北大版《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基本写作模式仍然属于“译介学”，本质上是“文学翻译史”而不是“翻译文学史”。

二、“译介学”立场上的“翻译文学史”实为“翻译文化史”

从“译介学”及“翻译文化史”的角度写中国翻译文学史，是近年来“中国翻译文学史”的主要撰写模式。

“译介学”的文学史，在以某一语种或国别为研究对象的著述中，代表性的成果是王建开所著《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和许钧、宋学智所著《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两部著作都以“译介”或“译介史”为主题词，可谓名实相副，但在理论概念的解释与表述上，特别是在“翻译文学”概念的理解上，却有一些含混之处。如在《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的“前言”中，作者认为“本书是一项翻译文学研究”，它“集中讨论1919一1949年的30年间英美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特有现象，兼及外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如读者反应批评），可以说是多学科的交叉”④，作者所说的“翻译文学”实际上是“译介学”的范畴，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际上是“译介学”的范畴，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译文批评作为立意宗旨，而译文批评恰恰是“翻译文学”研究及翻译文学史著作的主要构成。

从“译介学”角度撰写综合性的文学史，代表性作品是谢天振、査明建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在“总论”中明确提出了对“翻译文学史”的理解：

翻译文学史其性质和形态应是一部文学史。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并不是同一概念。以叙述文学翻译事件为主的“翻译文学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史，而是文学翻译史。文学翻译史以翻译事件为核心，关注的是翻译事件和文学翻译历时性的发展线索。而翻译文学史不仅注重历时性的翻译活动，更关注翻译事件发生的文化空间、译者翻译行为的文学、文化目的以及进入中国文学视野的外国作家。总之，翻译文学史将翻译文学纳入特定时代的文化时空中进行考察，阐释文学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形态，为达到某种文化目的而做的翻译上的处理及其文化效果等，探讨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在特定时代的关系和意义。⑤

作者强调的是翻译文学史的“文化空间”、“文化目的”、“文化时空”、“文化效果”等，实际上是把“翻译文学史”理解为一种文化史。站在这一立场上，作者对“文学翻译史”与“翻译文学史”作了区分，其依据在于，“文学翻译史”以翻译事件的叙述为主，而“翻译文学史”却不能像“文学翻译史”那样满足于翻译事件的叙述，而应有更大的文化空间与视野。这是从“译介学”的立场上来理解“翻译文学史”。基于文化学、译介学的理解，作者在理论上同样没有将译文、将译文的文本批评作为翻译文学史的一个关键因素。作者注意到，此前的相关著作虽将翻译家作为主体加以突出，却相对忽略了另一个主体——译介过来的外国作家。应让这一主体的面貌在翻译文学史中也有所呈现，为此，全书分为两编：上编以翻译家为主体，下编以被翻译的原作家为主体。“两个主体”的提法十分必要，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意识到，无论是翻译家这一主体，还是“披上了中国外衣的”外国作家这一主体，最终都要落实到译文上。作为文学史，其基本要素是对作品文本的分析；作为“翻译文学史”，其基本要素是对译文文本的分析。但是，总体而言，《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同样是译文不在场”。无论是以中国翻译家为中心的上编，还是以外国作家为单元的下编，都缺乏对具体译文文本的观照、分析与评价。“译文不在场”不仅使其不具有“翻译史”的性质，而且作为“翻译文学史”的“文学史”性质也势必被淡化。最终，作为“译介学”视野下的“翻译文学史”，《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实际上是一部“翻译文化史”。

实际上，作为译介学理论家，谢天振对“译文不在场”的问题也有所意识。他在有关文章中认为，翻译文学史应该让读者看到作品和作家。⑥在这种意识下，查明建、谢天振在随后出版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上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中，将写作策略和角度加以调整，从他们此前提出的“文学翻译史”与“翻译文学史”的分野出发，将这部新著定位在了文学翻译史”上。因为“文学翻译史”可以没有细致的翻译文本的批评，因为它有自己的使命：

文学翻译史，顾名思义，其重点是描述和分析不同时期的翻译状况、翻译选择特点等。它以翻译事件为核心，关注的是翻译事件和文学翻译的历时性发展线索，阐释各个时期文学翻译的不同特征及其文化、文学原因。它是翻译文学史撰写的基础，为翻译文学史的撰写提供基本的史料和发展线索……⑦

两位作者意识到，“文学史”的建立需要以作家作品为中心，作家之为作家是因为他有作品，因而对作品的文本批评是文学史的基本构件。如果缺少或基本没有译作的文本批评，那就干脆回到“文学翻译史”的写作语境中为好，为今后“翻译文学史”的撰写打下基础，“提供基本的史料和发展线索”，这样的思路、做法是可行的，也是实事求是的。不过，此前已有若干种“翻译文学史”，其中包括上述两位作者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而几年过后又从“翻译文学史”退回到“文学翻译史”，似乎不太合乎发展的逻辑，然而，这恰恰表明作者在研究与撰写实践中体验的深切和认识的深化。综合性的“中国翻译文学史”这类著作，实际上只能是“中国文学翻译史”。“文学翻译史”与“翻译文学史”的“名”与“实”，就在这种认识中靠近了。

随着认识的深化，必然要求在理论上说清楚翻译文学”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复杂关联与区别，如此在实践上才能有明确的体现和落实。这里主要是指“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的关系、“翻译文学”与“译介学”的关系、“文学翻译”与“文化翻译”的关系，以及“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那么，近年来出版的相关著作，对这些问题又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的呢？

杨义主编的六卷本《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以“中国翻译文学史”为主题词的著作。但在其长达三万字的序言“文学翻译与百年中国精神谱系”中，我们没有看到对上述相关概念的清楚的厘定。例如，本是为“翻译文学史”所写的序言，但标题中出现的关键词不是“翻译文学”，而是文学翻译”。在行文中，“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两个词也是随意混用的。在序文第六节，作者提出百年中国“翻译文学”从五个方面“进人我们的精神文化谱系”，即“开拓视野；标举潮流；援引同调；扩充文类；新创热点”，这些概括固然很凝练，但这五大方面与其说是“翻译文学”的功能，不如说是“外国文学”的功能。实际上，要说“翻译文学”融入中国的精神谱系，那应是优秀的“文学翻译”作为翻译家成功再创作的“翻译文学”，得以融入中国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特殊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揭示这个过程，就必须具体地分析译文，而不能仅仅宏观地分析其效果、结果及表现。而上述五个方面实际上是“外国文学”及“外国文学翻译”进入中国后在文化上产生的总体效果。由于对“翻译文学”这一基本概念缺乏界定，对“翻译文学史”与“外国文学译介史”和“文学翻译史”究竟有什么不同，也就语焉不详了。至于“翻译文学史”究竟应该怎么写，杨义认为：

……我们在研究翻译文学史的时候，不能只停留在翻译的技艺性层面，而应该高度关注这种以翻译为手段的文学精神方式的内核。也就是说，要重视翻译文学之道，从而超越对文学翻译之技的拘泥。道是根本的，技只不过是道的体现、外化和完成。这种道技之辨和道技内外相应、相辅相成之思，乃是我们研究翻译文学史的思维方式的神髓所在。⑧

这段话可以看作《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的方法论。所谓“道技之辨”，就是放弃、忽略“技”，而直奔“道”。那么，就翻译文学而言，“技”是什么呢？简单而言，“技”指的是文本的转换过程，对译文的生成机制的分析，就是“译本批评”。得鱼忘筌、得“道”弃“技”的思路，就等于明确宣布，在这部《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中，对译文的文本分析可以忽略，也即“译文不必在场”。杨义强调探讨“文学翻译与百年中国精神谱系”之间的关系，这似乎也引导执笔者把“翻译文学史”写成“翻译文化史”。总体而言，六卷本的《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尽管作者不一，写法、文字风格有所不同，但没有或缺乏译本批评，致使“译文不在场”的情况，则是基本一致的。这样一来，《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实际上仍然不是以译本批评为中心的“翻译文学史”，而是以文学翻译为切入口的“翻译文化史”。

三、译文在场，方能写成真正的“翻译文学史”

作为“翻译文化史”，《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是成功的。但吾人所应关注的焦点不是翻译文化史”本身，而是要追问：为什么近三十年来中国几乎所有标称“翻译文学史”的著述，都写成了“译文不在场”的“文学翻译史”或“翻译文化史”？

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的兴起与繁荣、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展开，是从199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的。它从兴起的那一天起，就带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就在那个时候，西方翻译界开始反拨传统的语言学派的翻译观，摆脱了以原文文本为出发点的研究范式，而提倡从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多层面、多角度、多学科的翻译研究，亦即“文化翻译”，出现了所谓“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化理论，成为“文化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这一新的研究模式对中国翻译研究界迅速产生影响，中国也很快出现了相关的理论著述，如王秉钦的《文化翻译学》（1995）那样全面论述“文化翻译”原理的箸作、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1997）那样的翻译文化史的著作。

需要看到，西方“文化翻译”的理论主张与研究思潮，是对此前盛行了近百年的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一个反拨，是对源远流长、积淀悠久的语言学翻译研究的超越。而在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几乎可以说并未形成。以严复的“信达雅”为中心的中国现代翻译理论，是集语言学、文艺学、文化学三者为一体的全视角的翻译理论。换言之，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与翻译研究，没有语言学、文艺学之类的严格的学派与学科上的区分，其本质就是“文化学”的。这样一来，20世纪末西方的“文化翻译”理论的传人，与中国的翻译研究传统不谋而合，又由于此前并没有一种像欧洲那样的与之桔抗的“语言学派”从中掣肘牵制，故而中国学界对“文化翻译”的接受极为顺畅。可见，同样是提倡“文化翻译”，中西的条件和背景却不同：西方是对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否定超越；中国却是在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未成气候的情况下，顺乎其然地把“文化翻译”的理论与方法承接过来。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没有经过语言学层面上的翻译研究的洗礼，翻译研究中微观层面的译文批评及译文研究没有形成学术传统，当“文化翻译”大潮卷来时，翻译界尚未来得及潜入译文，便又很快从译文上跨越过去，进入了“文化研究”的层面。对译文的文本不是“人乎其内、超乎其外”，而总体上却是“游乎其上，超乎其外”的状态。

这一点突出表现在近三十年来不断呈几何级数增长的翻译批评方面的研究论文中。在大量的论文中，介绍西方翻译理论、套用西方翻译理论家中国翻译事例的占了大部分，研究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和现代翻译理论的占了一少部分，而对译文文本加以切实的分析批评的，却少之又少。像钱钟书的《林纤的翻译》、王宗炎的《评吕译〈伊坦·弗洛美〉》那样细致入微而又颇多见地的译文品评文章，尤为少见。也有学者呼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但仍未见大的改观。这可能是因为，这一工作看似简单，实则困难。译文批评，有纯语言层面上的对与错、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有美与不美的审美判断，还有水土服不服的文化价值判断。仅仅是对与错的判断，即鲁迅当年所说的“剜烂苹果”式的译文批评，就已经相当不容易。要在别人的译文中发现错误，往往必须有超出译者的语言能力与翻译能力，还要有耐心与细心。这样的批评文章发表出去，还要勇于承担或许获罪于批评对象的那种压力。然而，译文批评的这种种困难，恰恰表明它是翻译的难点，而难点往往就是研究的重点。遗憾的是，这一难点和重点却常常被忽略。即便是以较大的篇幅规模，对重要的翻译家如鲁迅、周作人、傅雷、朱生豪等进行深人研究的专门著作，也基本使用的是文化翻译研究的方法，而对其译文的分析批评和研究也多是举例式的，所占比重很小，而且常常流于赏析的层面，缺乏严格的学术批评态度的介入。由于学界译文批评与译文研究的严重贫乏，一些理论专著在举例时，竟往往不约而同地举出同一个例子或有限的几个例子。例如关于误译的问题、关于“创造性叛逆”的问题，赵景深“牛奶路”的译例不知被人举了多少回。这也无奈，因为这样的例子在译文中虽然很多，但只有在具体深人的译文研究中才可以被发现，然而我们发现的实在太少了。

译文研究的缺失，表明中国的翻译研究没有经过语言学翻译研究的浸淫或洗礼，在西方当代“文化翻译”思潮的激励下，愿意埋头于微观的译文研究、从事译文批评的人越来越少了。许多人在谈翻译、谈翻译家，却没有意识到译文才是翻译研究的核心，往往远离译文文本，没有在译文与原文的转换过程中对翻译活动加以透视与观照，这实际上是站在翻译的外围谈论翻译。如此谈翻译，固然是“翻译文学”。最终表现在“翻译文学史”的撰写中，就出现了“译文不在场”的情形，出现了名为“翻译文学史”，实为“文学翻译史”，或者名为“翻译文学史”，实为“翻译文化史”的状况。

诚然，“文学翻译史”也好，“翻译文化史”也好，作为翻译研究的类型或形式，都各有其特定的学术价值。我们绝不能否定这方面著述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学术意义。事实上，这类著作也是我国学界和读者急需的，背负着广泛的读者期待。但是，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既成的研究模式还没有达到“翻译文学”“名”与“实”之间的契合。这是因为，“翻译文学史”不同于“文学翻译史”，不应以叙述翻译的外部事件为主；“翻译文学史”也不是“翻译文化史”，不能以综合、整合的文化视域来代替翻译文学的视域——准确地说是“译文学”的视域，不能略过“译文批评”这一最基本、最基础的环节。只有把微观的对“译文”文本的分析研究与宏观的“文学”视域研究两者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翻译文学史。同理，只有把微观的“译文”文本的分析研究与宏观的“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翻译文化史”。若是认为“翻译史”就是“翻译文化史”，则基本是正确的；但若认为“翻译文学史”也是“翻译文化史”，那就犯了严重错误。“翻译文学史”首先是“文学史”，其次是“翻译史”，最后才是“文化史”。“文化史”只是“翻译文学史”外围的、背景的叙述。

中国翻译研究有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与西方颇为不同。中国的翻译研究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不必一味紧随西方学术界的“文化翻译”大潮。要优化、提升我们的翻译文学史研究，就必须重新返回“译文”本身，使用“译文学”的研究范式，在中外语言文学的互动中，仔细地观照和研读“译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常常需要把研究的最小单位缩小为“翻译语”的研究，看看目前一些重要的“翻译语”（翻译家在译制过程中创制的新的汉语词）起源于哪个翻译家的哪个文本、哪句译文，看看某一种新的句式、句法是哪个翻译家的哪个译本首先引进和使用的。这类工作很细致、很微观，但价值巨大，难度很大。我们都大体确认外国文学通过豳译影响到中国文学，但这不仅仅体现在大而化之的总体风格方面，更体现在一个个的词汇、一个个的句式句型中。这固然是语言学的问题，也更是文学本身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将译文与原文进行对读研究，同一原文如有多种译文，还要将这些译文加以比较对读，然后作语言学上“正译／误译／缺陷翻译”的具体判断，作翻译语言学上的“信／达／雅”的总体判断，作“迻译／释译／创译”上的方法论判断，作“翻译度”（“释译”与“创译”的程度或幅度）的判断，作翻译文化学上“创造性叛逆／破坏性叛逆”的判断，还要作译文风格学上的“归化／洋化／融化”或者“神似／化境”的评价，如此一来，译文才能得到全方位的观照。“翻译文学史”只能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延伸到“译介学”或“文化翻译”层面上的总体的文化观照。否则，越过上述“译文学”层面上的各种批评判断，径直在“文化翻译”的层面上看问题，就难免浮光掠影，不能深入翻译文学内部，只能在翻译文学周边逡巡徘徊，那就难称真正的“翻译文学”或“翻译文学史”的研究。

总之，我们已经从“文学翻译史”走向了“翻译文化史”，今后还需要努力，走向真正的“翻译文学史”。应该意识到“译文不在场”的翻译文学不是真正的翻译文学史。今后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写作，不能只是着眼于翻译文学的外围，而应该由翻译的外围走向翻译的核心、由翻译活动的周边走向作为翻译中心的译本。即着眼于译文，落实于译文，强化“译文学”意识。只有站在译文的基点上放眼，才能看出真正的翻译文学；也只有站在译文的基点上远望，才能看到真正的“翻译文化”。

注释

①谢天振：《译介学》，第274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②③孟昭毅等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后记”，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2005年版。

④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前言”，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⑤谢天振、査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第12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⑥《润物有声：谢天振教授七十华诞纪念文集》，第45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⑦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上卷，第14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⑧杨义主编：《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总论”，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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